1998年的中国正处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，计划经济的余温与市场经济的浪潮交织，为婚姻关系埋下了独特的时代印记。这一年，国企改革进入攻坚期，数千万职工面临下岗再就业；住房制度改革正式启动，福利分房时代落幕，商品房市场开始萌芽；互联网尚在起步阶段，人们的社交半径仍以现实圈层为主。这些社会变革如同“隐形的手”，悄然塑造着当时人们对婚姻的认知与选择。
1998年的“下岗潮”让“稳定”成为许多人择偶时的核心关键词。在计划经济时代，“铁饭碗”（如国企职工、公务员）是婚姻市场的“硬通货”，而到了1998年，随着部分国企效益下滑，“铁饭碗”的光环虽未完全褪去，但人们开始意识到“稳定”并非一成不变。此时，“有一技之长”“能适应市场变化”的配偶逐渐受到青睐——比如个体户、技术工人或从事新兴行业（如外贸、IT）的年轻人，他们代表着市场经济中的“可能性”，成为传统“安稳”之外的新选项。
1998年7月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，明确停止住房实物分配，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。这一政策直接改变了“单位分房”的传统，年轻人结婚必须直面“买房”问题。尽管当时商品房价格远低于现在（1998年全国商品房平均售价约1854元/平方米），但对于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而言，“攒钱买房”仍成为婚姻筹备的重要任务，也让“共同承担家庭责任”成为当时夫妻关系的现实基础。
如果说80年代的婚姻还带着浓厚的“集体主义”色彩——强调“组织介绍”“门当户对”“为家庭牺牲”，那么1998年的婚姻观念已开始显露出“个人意识”的微光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，港台影视剧、流行音乐涌入，“爱情”“浪漫”等词汇逐渐从书本走向生活，年轻人开始更主动地追求“因爱结合”，而非单纯的“条件匹配”。
80年代，“干部家庭”“党员身份”“大专学历”是择偶时的“硬指标”；到1998年，这些标签的重要性有所下降，取而代之的是“性格合拍”“有共同语言”“能聊到一起”。当时的婚恋市场上，“个体户”不再是被嫌弃的“没正经工作”，反而因“头脑灵活”“收入较高”成为部分女性的选择；而女性的“独立意识”也开始觉醒，越来越多的女性在婚姻中要求“平等沟通”，而非单纯的“服从”或“依附”。
1998年，社会对离婚的态度仍相对保守，但已较80年代有明显松动。80年代，离婚常被视为“道德问题”，甚至影响工作和社会评价；而到1998年，“感情破裂”逐渐成为离婚的主要理由，人们开始理解“不合适就分开”的逻辑。尽管多数人仍认为“离婚是遗憾”，但“为了孩子勉强维持婚姻”的观念开始受到质疑，部分夫妻会选择“好聚好散”，而非在无爱关系中消耗彼此。
数据是时代最诚实的记录者。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数据，1998年的婚姻状况呈现出“稳中有变”的特点，既延续了90年代的整体趋势，也埋下了21世纪婚姻模式的伏笔。
1998年，全国结婚率约为12.6‰（每千人口结婚对数），与1997年基本持平，处于90年代的中高位水平。但结婚群体的结构发生了变化：一方面，城市年轻人结婚年龄略有推迟，从80年代的“22-24岁”向“24-26岁”过渡，原因与“先立业后成家”“追求教育”有关；另一方面，农村地区仍保持较早的结婚年龄，但随着城市化开始加速，部分农村青年选择“进城务工后结婚”，跨地域婚姻逐渐增多。
1998年，全国离婚率约为0.96‰（每千人口离婚对数），较1990年的0.6‰有明显上升，但仍处于较低水平（2023年离婚率约为1.8‰）。这一时期的离婚主要集中在城市，农村离婚率仍较低，反映出城乡婚姻观念的差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“性格不合”取代“包办婚姻”成为离婚的首要原因，侧面印证了“情感需求”在婚姻中的比重上升。
1998年，中国家庭户均人口约为3.63人，较1982年的4.41人显著下降，“三口之家”成为主流。这与独生子女政策的长期实施密切相关：夫妻双方多为独生子女，婚后组成“小家庭”，而非传统的“大家庭”同住。这种家庭模式减少了婆媳矛盾等传统家庭冲突，但也让夫妻双方需独立承担育儿、养老压力，对婚姻的“协作能力”提出了更高要求。
站在2024年回望1998年的婚姻，我们会发现许多“旧问题”仍在延续，而当年的“新趋势”已演变为现在的“常态”。如今，我们面临着更高的离婚率、更普遍的婚恋焦虑、更碎片化的社交方式，或许可以从1998年的婚姻中汲取一些“慢下来”的智慧。
1998年，互联网尚未普及，手机还是“大哥大”和“BP机”的天下，人们的娱乐方式有限——看电视、听收音机、读报纸、与家人聊天。晚饭后，夫妻会一起散步、讨论电视剧剧情、规划家庭开支，甚至“吵架”也会“吵透”，而非现在的“冷战”或“拉黑删除”。这种“面对面”的深度沟通，是维系婚姻的重要纽带。当下的我们，或许可以少刷一会儿手机，多花点时间与伴侣“好好说话”，让沟通回归本质。
1998年的婚姻，虽开始强调“爱情”，但“责任”仍是底色。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，婚姻不仅是“两个人的事”，更是“一个家庭的承诺”。即便有矛盾，也倾向于“先解决问题，再谈分开”，而非“一言不合就离婚”。这种对婚姻的“敬畏心”和“责任感”，或许能缓解当下的“闪婚闪离”现象——婚姻不仅需要爱情的激情，更需要长久的包容与共同成长。
1998年的婚姻，是社会转型期的一面镜子，映照着经济、观念与个体选择的交织。它不够完美，有时代的局限，但也充满了真实的温度与坚守。或许，每个时代的婚姻都有其独特的挑战与美好，重要的是在变化中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婚姻之道”。